10月22日，丁琳（化名）看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通报全国首例“职业闭店人”行政处罚案的新闻时，她向《法治周末》记者感叹：“终于打击他们了。”

丁琳此前给孩子报过一个培训班，当时前台向她热情地推荐了一个据说前所未有的周年优惠：买一年送一年。丁琳于是交了近万元的费用。谁知不到三周时间，这个教培机构就倒闭了。

家长们组建了群，在群里商量试图想要回自己充值的钱。在试图追索充值余额的过程中，他们得知这家教培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已经转到了一个年迈的清洁工人名下。而原来的老板，有人说她携款出国跑路了，还有人说她又去开了一家新的机构，因为她在法律上并不是债务人。

去年年底以来，全国多起健身房、早教店等预付制商家“一夜跑路”的新闻登上热搜，背后的“职业闭店人”群体被媒体曝光迅速引发关注。

丁琳回想自己的经历，反应过来，他们这群家长遇上“职业闭店人”了。

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经侦总队10月22日联合召开的“北京市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讨债治理新闻通气会”上，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保处处长李凌松介绍：“一些‘职业闭店人’通常会在闭店前，以店庆等名义组织促销吸引消费者预付费用，‘职业闭店人’主导的闭店行为也导致员工薪资被拖欠、消费者预付费用无法退还，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近日通报的全国首例“职业闭店人”行政处罚案涉及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涉及的是一家名叫“艺术伞”的幼儿美术教育机构，而背后的闭店人团队主要由三家中介公司负责，分别是北京超莱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四川顺立杰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企未来（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案是职业闭店人操作的典型案例。由闭店人团队招募职业“背债人”贾某作为“挂名”法定代表人，向有关部门递交虚假登记材料并隐瞒重要事实，然后将“艺术伞”培训机构法人代表转换为贾某。随后，艺术伞培训机构在闭店人团队手中大肆推出优惠活动，吸引更多人办卡，最后一夜之间关店“跑路”。

据家长不完全统计，艺术伞培训机构闭店“跑路”时涉及学员约2000名，剩余课时金额达两千多万元。据家长介绍，艺术伞在北京市共6家门店。在闭店前不久，艺术伞部分门店仍在推销课程，鼓励家长们续课，预付费均在万元以上。

通报中的第二个案例与前者相似。教育培训机构“木艺艺术”因经营不善，招募韩某（个人）为其提供闭店服务。韩某又招募了职业背债人张某作为“挂名”法人、股东，递交虚假材料、隐瞒重要事实，为“木艺艺术”代办取得公司变更登记（备案），随后一夜闭店，致使消费者退费无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此前审结了北京市首例判决“职业闭店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北京司法处理“职业闭店人”首案）。

据丰台区法院法官李强介绍，王丽（化名）是一家瑜伽店的老顾客，曾多次充值购买课程，花费达数万元。去年10月，王丽发现自己充值的这家瑜伽店无法在小程序上约课，联系客服无人回复，到店后发现大门紧锁。怀疑该店可能“跑路”，她立即联系其他会员却得知瑜伽馆的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变更后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薛某，瑜伽馆原所属公司更是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被注销。

王丽查询发现，薛某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大多是“高价收购美容、美发、养生会员”“因为某种原因您的店不经营了，我们可以帮助您消耗负债”。她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所谓的“职业闭店人”。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曹健告诉记者，“职业闭店”一词本意为企业经营周期的自然结束或对企业经营失败的管理需求，其最早出现于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然而，一些人开始盯上预付式消费这一市场，这一领域的“职业闭店”愈发增多，令消费者损失惨重。

通常，他们活跃在网络社交平台，公然招揽生意。一旦锁定目标商家，便开始与商家老板展开一场不为人知的交易。

他们会详细了解目标商家的各种情况，包括实缴资金、日常收款人、会计账本、税务等信息，甚至连闭店时是否需要结清员工工资、物业费用等问题都要摸得一清二楚。一切准备就绪后，“职业闭店人”便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

曹健介绍，“职业闭店”通常有三个主要操作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展低价促销充值活动诱导消费充值。

第二阶段是策略性更换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并“接盘”继续经营，“职业闭店人”会找来一些社会闲散人士、边远地区的老人或者毫无还款能力的人作为新的法定代表人，让他们承担债务和员工劳动仲裁的风险。这些新的法定代表人往往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不在乎。而原商家老板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摆脱了法律责任的束缚。

第三阶段是突然关闭，由职业闭店人接手处理后续事务。

曹健告诉记者，“职业闭店人”通过收取服务费、中介费或转让会员费等方式获得不法利益。这一灰色职业，既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也伤害了所在地的营商环境。

在不少遭遇商家“恶意跑路”案例中，消费者的维权均十分困难。

在前述北京司法处理“职业闭店人”首案中，该瑜伽店会员大约200人，还有40万元左右的金额未消费。薛某把会员转给另外一家美发店，王丽表示其报名的是瑜伽班，不同意去美发店消费。

王丽以清算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薛某赔偿其会员卡中未消费的金额8260元。薛某辩称其不应承担责任，钱不是其收的，其和之前的老板签订了合同，其只是提供服务，没有跑路。薛某还自认其从事收购经营不善公司的业务，隐名持有多家公司股份，一般会收取店铺中介费或服务费。

丰台区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向记者表示，该案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职业闭店人身份的隐蔽性以及对其行为路径进行分析，如何准确确定请求权基础，适用对应法律规定进行责任认定。

“‘职业闭店人’身份具有职业化、隐蔽性的特点。他们接店后甚至会帮助老板作优惠促销，大捞一笔顾客充值金，又巧立名目将会员转到其他不相关的店铺，实现所谓的‘死客激活’。导致消费者的充值卡无法使用，退款更难以实现。”该法官向记者表示。

一位办理过类似案件的法律人士表示，此类案件存在定性难的问题，涉及店方与消费者有无协议合同、合同具体内容、资金去向、履约能力等。如何证明非法占用目的主要看证据情况，在闭店前以店庆等名义吸引消费者预付款的去向是案件核心。

丁琳则告诉记者，她们家长群里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即便有迹象表明涉及职业闭店人参与诈骗行为，家长们也很难证明这一点。诈骗涉及刑事犯罪，需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家长往往没有权限获取更多证据，公安机关也因此不予立案，如此就变成一种死循环。